所謂法定權力，是指特定的機構或者個人根據(jù)法律、法規(guī)授權獲得的、對確定范圍內(nèi)的人與事的支配和影響能力。所謂法定，首先指憲法的規(guī)定，包括依據(jù)憲法精神制定的法律、法規(guī)；所謂權力，從類型學上看，權力的內(nèi)涵與外延可依分類子項的不同有所差異。而我們通常所講的“權力”，除了抽象的國家政治權力外，還包括各級立法機構的立法權、各級政府機構正在行使著的行政權和管理權、各級司法部門執(zhí)掌的司法權、各國家機關執(zhí)掌的行政執(zhí)法權乃至國家行政機關的派出或委托機關、團體執(zhí)掌的有關行政管理、執(zhí)法權力。我國憲法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我們整個國家權力體系就是按照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原則構成的。因此，正確理解地方國家權力體系中人大的法定權力，以及其他國家機關的法定權力的屬性、位置、職責及其相互間的關系，對于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依法行權、依法履職是十分必要的。
在我國，法定權力既是權力主體行使權力的界限，也是其必須履行的職責。法定權力不同于法定權利，權力主體對其沒有自由處分權。因此，其一，法定權力必須行使，不得放棄。執(zhí)行權力者無論以何種理由放棄權力都是不履行職責，都是失職，都應該追究其法律責任。其二，執(zhí)行權力者行使權力必須由法律授權，有法律依據(jù)，依法行使。“法未授權皆禁止”，凡法律未授權或無明文規(guī)定，權力主體一般都不得擅自作為或不作為。否則就是越權或不作為，同樣應受法律追究。這也是與法定權利的“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則的重要區(qū)別。其三，法定權力必須有效，不得無為。我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法律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法定權力主體必須有效、充分地行使權力，任何懈怠職責，或出于某種私利，有意識、有選擇地留下一定程度的權力空白，導致社會生活某些方面的失范或無序，都屬于隱性違法，是法律所不容的。法定權力的強制必行性是由我國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國家的政體所決定的，對法定權力的任何超越、懈怠行為，都是對憲法和法律權威的損害，都是對人民當家作主權益的侵犯。
地方組織法規(guī)定：“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是地方國家權力機關。”地方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chǎn)生，對它負責，受它監(jiān)督。法律規(guī)定了地方各級人大在同級國家機關中的最高層位置；人大與政府、法院、檢察院是產(chǎn)生與被產(chǎn)生、決定與執(zhí)行、監(jiān)督與被監(jiān)督的法律關系。法律賦予地方人大的權力有立法權、監(jiān)督權、決定重大事項權、選舉和任免權等。這些都是具有全權性、最高性和決定性的權力。顯然，上述權力的主體是人大，權力的指向是政府、法院、檢察院，它們是權力的客體。因而，人大對“一府兩院”行使直接相關的監(jiān)督、任免和重大事項決定等權力，是法定職責、義不容辭，任何懈怠都為法律所不允。“一府兩院”接受人大工作上的監(jiān)督、人事上的選擇、重大問題上的決斷，同樣是法定職責、義不容辭，任何形式的抗衡和制約都為法律所不允。當然，人大行使權力不能超越法定界限，不允許越俎代庖，把“一府兩院”管的事拿過來自己管。否則就如彭真同志所講的，是對“一府兩院”的侵權，而且也管不了、管不好。人大與“一府兩院”的法定權力的行使，絕對不可以顛倒、不可以混淆、不可以相互替代，必須依法擺正位置，各司其職，恪盡職守，共同對人民負責。
白茫茫
